文：稻草
為甚麼學校要有髮型以至校服種種規定？很多人會說，服飾儀容規定是為了避免學生互相比較，減少貧富差距的影響；也會有人說，校服是為了區別學生與校外人士，或者培養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及凝聚力。上述貌似合理的說法，面對很多質疑。其中一個挑戰是，這些關於外表的要求，何以男女不一？為何不能女生短髮穿褲，男生長髮穿裙？
顯而易見，服飾儀容規定有一個核心功能，要求學生必須遵從校方想像的社會規範。這套社會規範在不同學校有鬆緊不一的界線，但整體上都是服從於「男vs女」的性別二元想像。在這個意義上，學校的服飾儀容規定，無疑體現了Judith Butler所指的異性戀矩陣(heterosexual matrix)。
二元性別矩陣
所謂異性戀矩陣，不是純粹指歧視同性戀的社會觀念及規矩，更是指以二元性別秩序（包括性別認同、性傾向、性別表達等等）為基礎的知識體制。它不但監控及規訓我們是否符合二元性別規條，也會使二元性別規條在我們的認知上變得理所當然，令我們樂於主動迎合。Butler在《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中如此闡述：
「我用異性戀矩陣這個詞來指稱文化理解的座標圖，通過它，身體、社會性別與欲望獲得自然化。我援用［……］來描述用以理解社會性別的一種霸權性的話語／認識模式，這個模式假定身體要有一致性、要有意義，就必須有一個穩定的社會性別來表達穩定的生理性別（陽剛表達生理上的男人，陰柔表達生理上的女人）；而社會性別是通過強制性異性戀的實踐，以二元對立、等級的方式來定義的。」
在異性戀矩陣下，陽剛氣質的女性會被嘲笑為「男人婆」，陰柔氣質的男性會被嘲笑為「乸型」。當認識同性伴侶，我們會好奇誰扮演「男方」，誰扮演「女方」。簡言之，我們只能用固有的異性戀思維去想像不同的性別實踐，非二元的性別表達往往變得不可理解。所以，如果學校迫男生留長頭髮，我們可以很容易理解其荒謬——「點解要迫人留長髮？留長留短係學生自由！」；但換轉是男生被迫剪短髮，卻未必會認同問題的嚴重性——「咁小事，有咩大不了？」。
這種強制的異性戀思維，並非源自天然的男女不同，而是在歷史中伴隨人類文化發展而建構出來。Gayle Rubin在〈交易女人：性的「政治經濟學」筆記〉中，援引Claude Lévi-Strauss對親屬關係的分析：「婚姻是一種最基本的禮物交換的形式，女人是最珍貴的禮物」，透過交易女人，群體之間得以建立親屬關係，而亂倫禁忌則是保証交換有效的機制。通過調查家庭的勞動分工，Lévi-Strauss發現親屬制度出於確保兩性互相依存的狀態，總是要求某種性別分工（不必是男狩獵女育兒，也可以相反）。因此，社會性別、強制異性戀，以及對女性性事的限制，基本上可以視為親屬關係的產物。
現代社會的情況，已經與上述人類學分析大相徑庭，但古老文化殘留的性別關係依然深深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回到學校場景，男生渴望留長髮未必與性別相關，校服及髮禁的規定也不完全出於性別考慮。然而，學校要求的所謂「端莊得體」，從來都不是性別中立。當學校無法擺脫二元性別的桎梏，服飾儀容規定必然會繼續成為尖銳的性別問題，而每個不願意遵從包含性別定型的校規的學生，都會自覺不自覺成為反抗異性戀矩陣的Neo及Trinity。
打造柔順肉體
作為僅次於家庭的性別工廠，學校對於學生如何理解性別，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絕大多數主流學校，均沒有將性別平等教育納入正式課程，但不等於沒有向學生傳授任何性別觀念。圍繞校規及執行校規隱含的意識形態，提出種種「好男學生」及「好女學生」的標準，正是最常見的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不斷複製性別刻版印象。性別的問題已無須多說，但這些校規不經意的「教育效果」，其實不僅在於性別面向。
有些教育工作者會推搪責任，說學校只是跟隨主流社會價值。除了學校，其實社會上還有哪些地方會規定低於攝氏12度才能穿羽絨外套？有哪些地方會規定內衣顏色？有哪些地方會用間尺量度裙的長度？學校對服飾儀容的規定，不見於日常社交及工作場合，甚至比紀律部隊更嚴苛。從此可見，學校絕非被動跟隨社會規範，反而一直傳遞及加強某種意識形態，甚至日復日生產關於身體的認知。
如果必須舉出一些地方，像學校那樣鉅細無遺地審視及控制身體，那就是軍隊、醫院、監獄——恰恰是Michel Foucault列舉的規訓機構。他在《規訓與懲罰》中指出，相對於古典時期，現代社會針對身體的控制方式有所轉變。從範圍上，人體不再視為被不可分割的整體，而是零碎地處理；從對象上，由身體或行為的語言，轉向經濟及活動效能；從模式上，則變成不間斷的持續強制，並根據嚴密劃分時間、空間和活動的編碼（coding）來進行。
通過更隱密更細緻的規訓技術，身體變得更順從，因而變得更有用。這種權力機制探究、打碎及重新編排身體，從而生產出「馴服、訓練有素的肉體，柔順的肉體(docile bodies)」。「規訓增強了身體的力量（從功利的經濟角度看），又減弱了這些力量（從服從的政治角度看）。總之，它從身體中分離出權力[......]將權力變成一種「才能」或「能力」，並竭力增強。」
雖然Foucault的關注在於規訓機制作為一種「微觀權力」的技術及形式，但上述引文無疑說明這種針對身體的治理術，旨在模塑政治馴服及更具經濟生產力的人民。回到學校場景，標準化的服飾、齊一的儀容、去性化的衣著規定，這些消除個體性的措施，正是為了方便管理，並且馴服學生的思想及身體，倒模生產出聽教聽話習慣屈從的社會螺絲。
習得的犬儒
近年多了媒體報導關注在囚人士處境，我們不時能夠看到，某某因為「與囚友擁抱」，或因為管有潤唇膏及髮夾超出數量，於是被指違規而被關入水飯房。究竟這些「違規」如何能夠妨礙監獄安全或者在囚人士自新？當然，即使懲教署人員說不出個所以然，他們也會深信類似嚴密控制有其必要性——「因為監獄就是要紀律！」。
這與拒絕剪髮而被罰不能上學的情況，何其相似。學校對學生髮型的要求，憑甚麼高於學生接受教育的權利？髮禁問題上我們通常首先關心學生被戕害，但校規的執行者其實同樣被迫扭曲心智。每個執行校規的老師曾經也是學生，曾為冷天不能穿羽絨外衣而激心，也曾為檢查內衣及校裙長度而感到被冒犯。但當成為了執行校規的人，卻要強制學生服從不合理的命令，甚至為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欺騙自己「其實校規都有一定合理性」，或者「雖然校規可能不合理，但我也沒有辦法改變，與我無關」。
所以，髮禁校規的潛在課程，不但加強二元的性別定型，以及規訓學生的身體及思想，更反過來一直訓練老師盲從命令。當老師以為自己執行校規，其實同時校規也在「執行」老師。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差異被磨滅，創意被扼殺，稍為偏離規範的表達即被斥為「標奇立異」。從銘刻於身體的經驗中，師生共同培養出服從權威的人格，習得犬儒處世的心態。很遺憾，這就是當下學校透過校規帶給師生的教育效果。
台灣解除髮禁的歷史
改變可能嗎？這是一道沒有標準答案的題目。從台灣的經驗看，髮禁是戒嚴的產物。1969年台灣教育部明文規定，男生以蓄平頭為原則，「不得有奇形怪狀之髮式」，女生不能燙髮，髮長不能超過後頸髮根。到了1978 年，更為中學生髮式訂下「男生理平頭、女生齊耳西瓜皮」的嚴格規範。直至1987年即將解嚴時，台灣教育部才宣佈學校可自訂學生髮式。
雖然髮禁政策被廢除，但許多學校卻依然繼續沿用過去的髮禁規定。1994年台北市華江中學的學生，便曾就髮禁問題聯署請願。短短5日內即得到1300名學生響應，佔全校國中生三分二。2001年，由中學生組成的「中學生教改聯盟」召開記者會，要求全面廢除髮禁。在社會壓力下，台灣教育部於2002年規定，校方制定髮式儀容前，需要參酌學生意見。
然而，2003年人本教育基金會抽訪274所國中、1423人，調查結果顯示只有1所國中沒有髮禁，逾七成受訪者每月被檢查1次頭髮；若檢查不及格，逾六成學校會用剪刀直接剪掉學生頭髮，逾八成會記警告或小過處分。因此，人本教育基金會邀請社會各界人士成立「學生護髮行動顧問團」，聲援學生的護髮行動。
直至2005年，教育部長杜正勝終於宣佈，國立學校徹底解除髮禁，並向全台中學發函：「學生個人髮式屬於基本人權範圍，學校校規不得將髮式管理納入學生輔導管教及校規之規定範圍，並不得藉故檢查及懲處，請查照。」其後，教育部以「尊重自主、回歸自然」再次呼籲學校建立「尊重、包容、多元」的友善校園。
毋庸置疑，台灣的解禁成果得益於逐漸民主開放的社會環境。最初由少數人發聲，慢慢凝聚學生力量，繼而爭取社會各界加入陣線，推動社會觀念轉變，直至累積足夠社會壓力，最後促成政策改革——社會運動總是如此走過來。雖然回到香港，可能是另一個曲折故事，但受壓迫的人別無他途。即使看到這篇文章的你，可能已經脫離中學生身份。但只要能夠體察到這種權力機制，我們依然可以在身處的關係——無論是家庭、伴侶、工作——盡量避免完全遵從，甚或嘗試微小的反抗。
參考資料
朱迪斯·巴特勒《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宋素鳳譯，2009年
Gayle 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1975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1977
根雨屋〈【當年不能做的事！】你不能留頭髮〉，《想想論壇》，2019
楊國鑫〈台灣的完全解除髮禁案例〉，《應用倫理研究通訊》第35期，2005
台灣教育部〈髮禁解除Q＆A〉，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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