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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院舍,回到社區的外地實踐

撰文:刺蝟


醫院外觀 // 圖片來源:Facebook專頁「台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台灣 

 

如同香港,台灣一直依賴醫療體系主導康復過程,並有「強制入院令」措施,但也陸續有更多體制外的選擇。台灣的「社區家園」正是定位在醫院及家庭以外,讓精神障礙者住在同一居所,通常以4至6人為一戶,既有自立生活機會,同儕之間也可互相照顧。社區家園沒有嚴格的規矩及門禁,容許精障者有充裕的私人空間,緩衝與家人的衝突,也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模式,包括外出工作。


在政府主動推行社區家園之前,台灣已演化出絕無僅有、因為歷史背景而自然發生的社區共融——花蓮縣的玉里鎮。因為精神病在歷史上被長期污名化,所以規劃用地時往往將精障者集中居住的地方,置於較邊陲區域,1957年成立的玉里榮民醫院正符合此一條件。作為全台規模最大的慢性精神病患收治機構,高峰期曾有逾4,000張床位,2017年的病患人數佔全鎮人口近五分一。恰恰因病患需求大,玉里榮院為小鎮居民提供大量就業機會,院友出外消費亦振興社區經濟,令民眾對病患較為包容,令玉里社區成為罕見一例。


至於政府方面,內政部在2004年起試辦社區家園,至2007年將《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大幅修訂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確立精障者的社區居住權利。每間社區家園的規模不大,通常只租用一棟住宅的數個單位,但即使人數不多,社區家園仍遭到居民反彈,譬如在2019年的台北,擬容納12人的「洲美社區家園」便被居民強烈反對,調解近11個月後方可進駐。截至2019年,台灣有101間社區家園,但仍未普及,主要分佈在花蓮、高雄及南投一帶。


除了跳出醫療體制的社區家園,台灣的體制內亦漸有改變,出現「生態醫院」的範例。以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生態醫院」為例,醫院提供「日間留院、晚上回家」的選擇,並設有園藝治療、藝術治療、戶外生態保護區。醫院會培訓院友成為生態導賞員,再邀請社區居民參與導賞團及共融活動,拉近院友和鄰里之間的距離。


 

斯德哥爾摩市政府提供的互助房 // 圖片來源:Kersti Sköld


瑞典


相比台灣,瑞典的精障者共住政策更是再早一大步發展。早在1995年,瑞典政府已推動了精障政策「反院舍化」的改革,成功促成了由醫院為本,改至社區為本的康復模式。自此,瑞典政府推行「互助房屋」(Supported Housing),與台灣的「社區家園」相近,精障者各自有自己的房間,同時可善用共用空間來社交,屋中也有駐場護理員支援,駐場時間由辦公時間至全日不等。目前,瑞典正為近1萬名精障者提供「互助房屋」,並為國民提供免費的精神健康照顧服務,及精神健康專用的救護車。


當然,「互助房屋」並非十全十美,當地就有研究指出,共住政策或會帶來「強制共融」(enforced togetherness)的問題,剝奪住戶的生活自主權,包括無法選擇室友及所住的社區,精障者偶然亦會不服從駐場護理員,以確立自己的主體性。該研究強調,駐場護理員需注意自己的言行及姿態,譬如不要穿著制服、不要過份限制住戶,建立平等互信的關係,才能令他們感到自由,自我賦權以尋找自己的人生意義。


互助房屋中的共享用餐與社交空間 // 圖片來源:Linnea Bengtsson


 

位於Trieste的這間精神病院在40年前關閉,如今成為公園的康樂設施,外牆寫上“Freedom is Therapeutic” 的意大利文塗鴉。 // 圖片來源:Pamela Fragnoli


意大利


瑞典走得頗前,但仍不及意大利來得大刀闊斧。意大利心理學家Franco Basaglia早在1960年代已反對精神病院囚禁病人的做法,並在自己擔任北部城市Trieste的病院總監時,宣佈關閉自己的精神病院,並開創「社區為本」的康復模式先河,又稱 “Trieste model”,當時曾有一句著名標語:「自由即治癒」(Freedom is Therapeutic)。至1978年,意大利政府立法禁止任何精神病院再收新症。其後10年,意大利的住院精障者人數由1978年的近8萬人大減一半,到2000年更徹底歸零


一份比較G7國家精神健康政策的研究指出,意大利至今維持著每10萬人有0張精神病院床位,遠低於日本的每10萬人有204張床位;同時,意大利的社區家園設施則遙遙領先,每10萬人有46張社區床位,拋離英國的每10萬人僅2張床位。該研究比較各國的自殺率及精神病床數目,嘗試指出兩者並無因果關係——即使日本擁有G7國家當中最多的精神病床,其自殺率仍高居在每10萬人有18.7人輕生;反觀意大利,即使零病床,但其自殺率自1978年以來輾轉向下,至每10萬人有6.3人輕生。


意大利的社區家園發展成熟,但卻衍生出另一問題——流動率太低。社區家園環境完備,住戶的平均入住年期超過2年,部分地區更平均逾6年,變相令社區家園的角色開始走位,由原本協助住戶康復及重投社會的「中轉屋」,變成「終點屋」,令人擔心走上回頭路。另外,意大利政府近年走向極右,作為社區康復先河的Trieste的市政府亦由極右政黨北方聯盟執政,右翼政客正計劃關閉市內的社區家園,並推動精神復康私營化。


 

參考文獻


[1] Barbui, C., Papola, D., & Saraceno, B. (2018). Forty years without mental hospitals in Ita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Systems, 12(1), 43–43. https://doi.org/10.1186/s13033-018-0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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