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地火
電視機播放著維港煙花綻放，倒映在年幼的陳可樂眼裏。它覺得這場盛大的表演離自己很遠，火光燦爛，也拉出了巨大的陰影，它便是站在陰影中的異鄉人。在香港這片土地流徙的外星人。
可樂童年照片
一、信仰破碎
陳可樂在偏僻的元朗工業村長大，那是一個被孤立的地方，沒有區議員、托兒服務，而它的父母天天吵架。它就讀的中學則位於天水圍，現在回憶起當年那個「悲情城市」，它不禁苦笑稱：「天水圍學校（老師）就係『哦，今朝有三個人跳樓啊』，就成家人，阿媽綁住啲仔女掟落街。」
悲劇天天上映，但這或許讓學校更懂得應對患有精神障礙的學生。在目睹可樂於課上突然唱歌後，有老師主動接觸它。
可樂抑鬱及思覺失調病發的原因千絲萬縷：家族遺傳因素；它喜歡同性，深愛的教會卻告訴它「同性戀是罪」；它信任的一位校牧突然消失，學校對此閉口不談，而他一年多後才在報紙上看到，原來那名牧師涉在團契課室多次強姦一名輕度智力障礙的女教友。從此，可樂的信仰破碎。
二、陰柔男孩
老師接觸可樂後，將它轉介至駐校社工，可樂笑道：「咁一開頭傾落都OK嘅，就係我見到佢戴住個十字架嘅鏈墜，心裡面已經知道，得，唔洗再講落去。」「但係點樣可以令佢close file呢？ … … 我嗰時就扮乖乖仔，例如我唔做運動，係陰柔男仔嚟嘅，就特登走去打藍球，咁等佢覺得你重投社會啦，正常啦，咁就可以close我嘅file。」
當時可樂的父親常工作至深夜，它由剛結婚的長姊照顧。在學校碰壁後，可樂拿了長姊的錢去看私家醫生，卻發現一次收費千元，成效又不大。當二姊知道他病發後，又跟它說：「唔好俾人知自己有精神病，如果唔係冇人請你。」可樂於是選擇自行停止就醫。
三、逃往社運
病情之後一拖再拖，一直是校內尖子的它雖然順利升上中大哲學系，卻踏入另一個泥沼。可樂於大學一、二年級時病情復發，無法專注學業，GPA跌至1.2幾。可樂憶述：「我讀大學嗰幾年，年年都有人自殺。」「我好明白⋯⋯每次經過蒙民偉樓，我都要同自己講唔好跳落去、唔好跳落去。」它大笑：「仲有港大學生特登走嚟中大跳樓，真係『馳名遠近』。」
大學亦有好時光。狀態好的話，它能夠一邊投身土地運動，一邊「straight A（全部課程達甲等）」，最後僅延遲一年畢業。然而，可樂坦言：「我畢業之後keep住諱疾忌醫，唔想承認自己有問題。投身民主運動都係逃避，通過聲援其他人，就可以delay照顧自己，或者blame係制度問題，而唔係審視自己點樣可以做好啲。」
四、家庭
它當時認為將苦難歸咎個人問題，便會忽略體制問題，過於「新自由主義」，但現在回想，不禁感嘆：「資本主義可以好閪，但我對自己都好閪喎。」漫長的十年時光中，它看似表現正面，積極參與社運，但在無人關注的時間裡，如同鬼魂般在深夜的街頭流連，始終不敢直視自己受嚴重困擾，對外尋求協助。
可樂的母親在它就讀大學時思覺失調病發，而成長以來，父親一直無法理解母親的病況、疏於照顧家庭，二姐又患躁鬱症。在母親的病面前，可樂指自己「完全唔係英雄」，苦笑稱：「我完全冇幫過佢（母親）任何嘢，除咗覺得佢好羞家之外。例如佢過年會話你唔好飲親戚杯茶，佢落咗毒，我會有咩反應？——『佢痴線㗎』。」 內心對精神障礙的污名，也令它更難以向身邊的人求助，害怕自己也成為他人的重擔。
它慨嘆，口談關心精神病人、協助他們重投社會容易，「你真係同一個精神病人有親密關係，同佢共事、相處，嗰個故事就完全唔一樣 ⋯⋯ 太多牽扯⋯⋯ 太多困難，大家都好互相折磨。」
Photo credit @ofaistheta
五、求救
十年後，一場社運將它的情緒徹底推入深淵。2019年11月，它知道許多示威者受傷，卻無法提供協助，深陷「替代性創傷」，更出現自殺念頭。
為了自救，它希望取得精神科藥物穩定情緒，更重返十年前曾就診的天水圍賽馬會診所，稱「『我十年前喺呢度見過個醫生，我可唔可以見返個醫生？』結果佢話『冇你個record喎』」。
可樂只好在個人Facebook上求助，幸好有讀社工的朋友協助。該朋友亦患有躁鬱症，特意約他吃飯。在朋友的建議下，可樂來到醫院急症室，向醫護說出：「我想自殺。」
六、進入醫療系統
醫護人員將可樂送入安全房，並通知家人來探訪，及後將他的個案轉介至青山醫院。可樂形容自己像玩「RPG遊戲」，需要完成各種任務，過五關斬六將，才可以成為一個「合資格」的精神病人。
1 | 到急症室 |
2 | 取得轉介信，等精神科醫生評估情況 |
3 | 面見社工，在醫院開啟檔案 |
4 | 攜同轉介信前往專科醫院，先面見護士長開啟檔案 |
5 | 在登記窗取得「房紙」，等看醫生 |
6 | 看醫生後拿「排板」給護士站及取覆診紙 |
7 | 如醫生轉介醫務社工，拿轉介信往社工室見社工 |
8 | 拿覆診紙往窗口排期覆診，並付款取藥單 |
9 | 拿藥單往藥房登記，等約一小時可取藥 |
10 | 如醫生要求抽血，則另一日拿抽血紙往抽血站抽血 |
① → ③：視乎人手，最快一日內完成，也可長達3日
③ → ④：或相隔一個星期，其餘則於3小時內完成
電影常出現精神病人被綁在病床上的場景，可樂指自己本來也害怕會被「綁手綁腳」，又怕「坐精神監」，但原來醫院容許自願入院的病人，在家人陪同下「自簽出院」。青山醫院的醫生亦不會強迫自己，均十分有經驗，「 佢話『你幾時想入院，pack個背囊，好似去露營咁。』」
七、終於能夠流淚
有些人指服用抗抑鬱藥會令人無法感受情緒起伏，可樂嘆息：「抑鬱係覺得絕望，覺得永遠都不能感受快樂 ⋯⋯ 同時你又喊唔出 ⋯⋯（藥物）反而令到我可以感受到快樂同埋悲哀」——它終於能夠在看電影時流淚。
「我印象好深刻係，有一次，我見到好靚嘅日落，跟住我係同自己講『哇好靚喎！』其實我應該係覺得好靚，但係我感受唔到任何嘢。但我諗食咗藥之後，就感受到genuine嘅快樂。」
「食藥嘅好大原因係少咗自殺念頭。你覺得呢啲諗法有理由，人生好悲哀 ⋯⋯ 處境不變，但係你可以唔覺得要消滅自己。Solution可以好多 ⋯⋯ 毋須透過自我毀滅。」
當然，服藥亦有副作用，例如傷肝、手震、全身無力、說話沒以前流利、每日睡眠達十多個小時，甚至記憶力衰退。可樂笑指，有一次與一名朋友吃完飯後，才發現它認錯了人，所以它現在開設了一個資料庫，詳細列出新認識的朋友。即使與醫生商討後決定轉用藥物，每款藥物均有一定副作用，它笑著反問：「咁你想傷肝定傷腎？」直到服藥一、兩年後，病況才趨向穩定，但它形容自己像裝上心臟起搏器的心臟病人，身體要依賴藥物才可以維持正常運作。
在它接受治療的時候，已經與思覺失調症共存十年的母親一直陪伴在側，教它如何應對病情。
八、官僚
由醫生宣布自己確診躁鬱症後，可樂反而鬆一口氣：「突然唔係一個難搞嘅小朋友，而係『有病』」可以跟家人交代。而確診後，有主診醫生耐心跟進自己數年，亦有社工定期探訪自己，「即使有社工好想close file，『我見你都幾好啊』，我話『唔得，你要嚟啊』。幾好啊，每隔幾個月有人嚟探我。」
不過，現在社工已經以病情穩定為由強行中止可樂的個案，許多有經驗的精神科醫生又移民，包括自己的主診醫生，他現在每次複診均由不同的年輕醫生處理，「好似musical chair咁轉… …我想像唔到有個新病人，每次見唔同醫生，好似人球咁。」
而且，醫療系統有官僚的一面，例如醫生只能在每次會面時跟進其病況，其餘則依賴報告判斷。而它需要對不同人員交代不同情況，對社康護士便説用藥反應、申請綜援；對醫務社工便探究醫療津貼，而醫療津貼必須逐次填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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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生與病共存
身體適應藥物後，可樂明白到將一生與病共存，正打算申請永久殘疾人士登記證。他亦強調「受障者」這個概念——將重點放在社會沒有考慮到不同身體狀況的人士之需要，對他們的生活造成障礙。
可樂續指出，社會容易理解一些肉眼可辨認的受障者如何受城市設計影響，例如輪椅人士須使用無障礙設施；然而，它認為對於精神受障者而言，最大的障礙並非硬件上的設計，而是每天定時打卡的工作制度。
它慶幸自己從未踏入傳統職場，一直從事自由度較高的工作，但目擊過朋友因患精神障礙，如抑鬱症而被解僱。「情緒病唔係感冒，唔係今日感冒聽日好返，你畀三日假我係冇撚用，而係你可能要好多好長時間嘅輔助，而一般企業我好肯定十成十都唔 ready。」
可樂嘆，更甚政府以「你唔死就得」的態度對待精神受障者，批出微薄的殘疾津貼。香港人又深信多勞多得，可樂引述一些普遍的說法：「哇你呢班人係社會嘅渣滓同寄生蟲，你又冇貢獻，竟然你都想出糧？」它亦自嘲若自己某日心情不錯，或某日買了一杯珍珠奶茶、而非必需品，「係咪呃緊殘疾津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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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我們的下一代
可樂指出，城市的改革不應只限於支援弱小，而是顛覆人對「障礙」的想法：「你今日健全，聽日唔會寫包單，到你老都要瞓病床。」道理顯然易見，只是香港人普遍難以接受自己是「未受障者」。
置身其中的，也有患精神障礙的兒童。「對我阿媽嚟講，我係咪一個負擔呢？我對父母嚟講，佢哋都可能會覺得我係一個missed opportunity。『點解一個細個咁聰明嘅仔、有一個康莊大道，會最尾放棄一切，做一個唔知咩人？』我老豆噚日先同我講，『點解你唔可以過啲正常啲嘅生活。』」可樂苦笑著指，這些說話可能也是父輩表達愛的語言吧，即使這為它帶來數不盡的傷害。
可樂回憶起某一次在車廂內，看到一個母親因害怕正哭鬧的、可能是自閉症的兒子騷擾到他人，而狼狽離開。它當時其實想上前跟她説「it's all right」——因為這是社會的共同責任，照顧模樣各異的下一代，而非如優生論者般，「覺得人類一定要係某個樣先值得存在，其他人就係特殊嘅case，我放埋一邊，唔好見到啦。」
十年後……
翻看可樂以往十年社運間的照片，它梳著短髮、戴黑框眼鏡。鏡頭裏，除了仍舊帶笑的清秀眉眼外，外型與現在一身銀色皮膚閃耀的外星人模樣截然不同。
可樂說，異鄉人的想法一直在腦海盤旋——小時候在電視中看到維港煙花，它覺得距離好遠，繁華景象與自己無關；十年社運以來則一直關注邊緣社群，例如與律師陳玉峰共同帶領「油麻地的兩萬種死法」導賞團，探討基層如何在社區死去，以及建立「VeryMK」天台農場，訴說人被迫遷的故事。
這種想法在「傘後抑鬱」襲來之時尤其強烈。電影《星際特工》繼而啟發了它對外星人的藝術構思：在電影裏，珍珠族的星球滅亡，族人只好躲在太空站學習新科技、重建星球。可樂由此想到現在的香港人，又想到那些一直不被看見的社群，「外星人嘅樣係承載住被迫遷嘅人，被社會視為污糟、賤斥嘅社群。」它於是由自己開始，運用藝術使「不可見變成可見」，目標為成立一個外星人的社群。
*可樂認為自己是性別流動者，當有恐跨者故意以 it 作稱謂，可樂反而希望擁抱 it，顛覆社會的污名，亦認為「它」既是中性，又是中文書面語，也可以指稱外星人的身份，包容自己的每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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