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野花；攝影：中襪；插畫：Emily@說書人
受訪者Emily、Clare、Amanda（左至右）
推廣精神健康、改變主流觀念的漫漫長路上，摸索有效的策略不是易事，面對輿論反彈更可能令人感到茫然。在默默耕耘的民間團體之中，「説書人Storytaler」相信若想去除污名，就要聆聽精障者的聲音，設身處地體會他們的經歷。《備忘錄》訪問了其中三位成員，了解他們自接觸精神健康議題以來的反思和感想。（對話內容稍經編輯，以便清晰閲讀。）
誰是説書人？
説書人是2015年成立的團體，透過工作坊、出版和述説精障者的故事，致力去除針對精神健康的歧視和誤解。創辦人之一李昭明（Amanda）是一位臨床心理學家，她視自己為「第三方倡議者」，即使沒有精神病診斷，仍關注該群體的處境。
音樂老師Clare從小缺乏對精神健康的認識，惟一印象就是來自《癲佬正傳》。十多年前，當她的精神狀況變得難受，懷疑患上抑鬱症，出路似乎只餘看醫生食藥。確診後她的心情跌落谷底，身邊亦無人可以傾訴。對於其他過來人，她想説一句：you are not alone。
Emily是説書人社交媒體專頁的插畫師。她本科修讀心理學，深深體會到學科集中以生物角度分析人，卻容易忽略社會、家庭、文化背景如何形塑每個個體。很多人也會面對精神健康挑戰，比起治療，她更關心如何陪伴一個曾經歷創傷的人，如何營造能守護不同狀態的人的社會。
《備忘錄》：精神障礙者面對哪些形式的污名？這些偏見是怎樣形成的？
Amanda：污名大致可分為三種。公眾污名來自媒體渲染的印象和網絡世界中流傳的玩笑，「小欖出院袋」便是一例。我們經常在有關精神病人的新聞下看見負面的留言，甚至媒體也會調侃他們。去年Channel C報導「思覺失調男搶劫便利店」一事，便用了《Keroro軍曹》做設計圖片（該圖片現已下架），嘲弄當事人，更引來大量留言和讚好。
很多研究都指出缺乏接觸是公眾污名產生的主因。這現象很弔詭，因為有精神困擾的人其實頗常見[1]，只是他們沒有come out，才令我們以為精神病是個別的事。從社會學層面看，「健全者」對「障礙者」之間存在群際恐懼（inter-group fear），「健全者」會透過偏見和敵對情緒鞏固自己的身分和權力。而大眾通常由媒體接收資訊，自然加深刻板印象。這些印象容易轉化成差別待遇和歧視，例如不少精障者都因為透露自己的病歷而不獲聘請。
專業污名是指醫患關係不對等之下，專業人士容易過分仰賴自己的知識和權威，導致當事人的聲音不被聽見。有精神病歷的人亦可能面對生理症狀被無視的情況，譬如因運動受傷，卻被醫護人員多番質疑傷患是否自殘所致。最後是自我及連帶（affiliate）污名，當事人會責怪自己有問題，甚至自覺低人一等，身邊的人可能亦有相似想法。精神健康服務往往由專業評估和藥物干預主導，鮮會包容當事人的自主選擇，有些醫生更會把病人當成小孩。這都容易造成病人的削權和自我污名，認為表達自己意見也沒有用，只默默聽從醫生。
《備忘錄》：精神病人能否在有充分支持的氛圍中尋求復元，似乎很受專業人士的態度影響？
Amanda：精神健康專業有時因為角度過分單一，無視當事人的個人經歷、社會文化而為人詬病。我亦見證過行家為了社交和維繫而拿診斷標籤開病人的玩笑。他們習慣例行公事地接觸病人，有部分對口中的各種症狀都已變得麻木，難以體會這些狀況對當事人的重量，導致他們對病人有時會缺乏應有的尊重和敏感度。而在精神醫學中，甚至確保病人對治療方案有知情同意也未廣泛做到。
Clare：確診的首五年，我認為除了食藥別無選擇，陷入覺得自己是失敗者的深淵，自我污名很嚴重。我曾嘗試找人傾訴，卻每每碰壁、甚至遭受冷言冷語。例如當時藥物副作用導致我的體重下跌，家人見狀後竟發怒，懷疑我因為吸毒才吧自己弄得消瘦。
後來有次做靜觀的身體掃描練習時，重新喚起了我與身體的聯繫，我才意識到食藥令我的身體覺知力減弱不少。若能擺脱藥物，我其實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方法復元。我把握當時的強烈意志向醫生提出減藥，他亦願意和我溝通，最後也尊重我停藥的決定。到現時我已經不再需要覆診，可以靠自己照顧精神健康。
《備忘錄》：「説故事」何以成為説書人的倡議策略？你們如何選取和構思故事？
Amanda：説書人聚焦的都是被隱藏的經歷，不是主流中也會聽聞的勵志罐頭故事。我們會刊登一些朋友接受精神健康服務時遇到的不公義待遇，把過程中令當事人受傷的經歷揭露於人前，例如是社工沒有遵守好保密協議、當事人無故被輔導員終止服務等情況。這些故事既鼓勵讀者和專業人士反思體制的弊端，對於有相似經歷的人來説，更是一種陪伴。説書人亦會舉辦工作坊，讓大眾可親身接觸精障者，讓這些故事主人翁顯得更立體，有助培養同理心，推廣平等。
除了揭露體制內的「bad practice」，説書人也着重那些循精神醫學以外的方法得到療癒和復元的故事，以凸顯當事人自身的力量和值得參考的支援方法。我們除了指出問題所在，更希望讀者看見正面的示範，可以反思服務如何做得更好。
Emily：作為負責插畫、統籌編輯的人，再現故事一定要很嚴謹，確保當事人感到安全，務求讓讀者能代入和同理當事人的心境，思考環境對一個人的狀況和復元旅程的影響。我們自知説書人對主流醫療模式抱有批判，所以與普通讀者總會有一定距離，有時也因此引來讀者質疑。例如我們曾刊載一個社工未經當事人同意便「幫」他出櫃的故事，不料竟有人留言説社工只是做好心，責怪當事人不知感恩。遇到這些情況，我們會與當事人討論如何回應，往後也會調節敍事手法，盡量減低讀者誤會和指摘當事人的可能性。
《備忘錄》：故事真的有「成效」嗎？
Clare：最大的得着是發現自己不是孤單一人，很多人都在尋求方法處理精神困擾、在社會中定位自己。分享自己的故事，更幫助我重新發掘自己的不同面向：我是音樂家、正念瑜伽導師、妻子、倡議者、自我照護推廣者，不只是一個失敗的病人。現在我深信情緒病只是生命的其中一個階段，這段經歷有其價值，為我的倡議工作提供養分，但我毋須被診斷侷限。參與説書人工作坊的人有時也會受我們的故事啟發，更容易接受自己的狀態，和對如何支援身邊有精神困擾的人多了反思。
Amanda：有時倡議成效難以短期衡量，但除暖心的留言和回覆之外，有些讀者也展現出為自己發聲和倡導的意識。有成員分享自己因家庭壓力導致精神崩潰而入院，向醫護人員明言自己曾遭家暴，要求醫生不要通知家人。但即使自己並無尋死或自殘，醫生還是無視了他的意願知會家人。本身傾向啞忍不公的他，這次為自己鼓起勇氣寫信投訴醫院，即使未必帶來改變，至少也盡過力捍衞自己權益。説書人刊載了他的故事，得到了很多鼓勵和肯定當事人的回覆，亦開展了體制如何尊重病人意願的討論。
《備忘錄》：説書人努力建立一個能接納有精神挑戰的人的社會，那麼對於香港政府推動社會共融的手法，你有何意見？
Amanda：我很猶豫使用「共融」這個詞，因為它隱含着要求弱勢小眾融入主流的意思。除了個人層面，我們更需要審視社會文化。例如香港人高度重視生產力、不讓人「休息，令我們沒有空間照顧自己和處理心結，傾向單一地視精神健康挑戰為阻礙我們的症狀，只需看醫生解決。加上大眾依賴專業人士認識精神健康、依賴專業權威的習性，讓我們偏好快速醫好症狀的解決辦法，而非「以人為本」地理解復元過程。
不是打倒一兩個大魔頭就能解決社會上的不公，而是要靠每個人的行動。政府雖然會提及共融的政策，但每當有精神健康危機時，它的解決方案傾向只是針對那些已深受壓力和精神健康挑戰的人「加資源」，例如「可能自殺的學童」、「有暴力傾向的精神病人」。然而，這些狀況並非憑空發生，背後總有千絲萬縷的環境因素和創傷，但現時的做法等於把所有都簡單歸因「精神病」，無視更深層的社會問題，只會加深偏見。
《備忘錄》：每當有荷里活廣場兇案這類事件，精神健康倡議工作總會遇到很大挫折。你們如何看待大眾對反污名倡導的反彈？
Clare：這是一條走不完的路，需要持續行動才有望帶來「震動」，改變意識。我們至少可以從身邊的圈子開始出力，思考怎樣陪伴他們面對自己的痛苦。
Amanda：任何弱勢群體都面對一「出事」就喚起公眾恐懼的問題，這是倡議必經的張力。充權的運動是以幾十年起跳的進程，改變必然是積少成多。我們要先嘗試去聆聽公眾的感受，才有望與他們對話，否則只會一直僵持。
Emily：我當然明白大眾的憤怒和恐懼來源，但每逢這種事發生，我總會擔心媒體報導用詞會否激起更嚴重的誤會。現在我會思考，怎樣能夠活用這些事件去製造與大眾對話的契機，傳達自己重視的價值，讓不同人真誠接觸、互相連結，不要硬碰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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