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地火|攝:刺蝟
三個月前,本地藝術家程展緯悄悄潛入了港鐵外判公司永順清潔服務有限公司,成為清潔工;不久,於 12 月 15 日,他公開身分,聯同兩個清潔工會(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和清潔工人職工會)開記者招待會,要求改善清潔工待遇和改革外判標書制度。
記招中,除了程展緯外,同場有兩名清潔工會的同事,卻不見其他港鐵清潔工的臉孔⋯⋯原來,程展緯曾約了一名清潔工友,希望可以和他/她一同出席記招,工友卻臨時稱不方便出席。不過,同日,程展緯在 Instagram 上載了一張相片,配以文字「在壓縮的時間下,收集了不同站的工友以拳頭集氣」:
相片同樣不見臉孔、卻有三十名清潔工友的拳頭——帶著黑色清潔手套的手;蒼老、青筋盡現的手;黝黑的手;乾燥泛紅的手;傷痕累累的手——儘管他們仍不敢公開為自己發聲,但肯以拳頭為程展緯集氣,踏出港鐵清潔工公開抗議外判剝削的第一步。
外判制度下,我們看不見的港鐵清潔工
港鐵提供了大多數港人日常必用的鐵路服務,每年牟取數百億暴利,而港府佔了當中 75% 股份——那港鐵的清潔工,算是半個政府員工嗎?
無論是法律、還是實際待遇上,港鐵清潔工均不是。配合政府的外判大方針,港鐵早早就把清潔服務外判了出去。程展緯直言,按照港鐵公司「價低者得」的邏輯,「如果一間公司有點良心的話,你給高點人工、就中不了標。」
程展緯雖然是藝術家,卻一直關注本地勞工權益,十多年來,不時主動介入基層勞工的工作,例如由 2007 年開展的《椅子運動》,為需要長期站立的服務業員工,爭取一張可供休息的椅子,以及在 Facebook 開設「放工後打工仔撐未放工打工仔」的群組。今次,他把目光放到如今仍收取最低工資的工種,打算研究一下;現在拿最低工資的工作是怎樣的?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
程展緯原先多次走訪勞工處查詢,仍遍尋不獲。一天,他回家途中,遇到一名港鐵清潔工婆婆,才發現竟然整個港鐵公司的清潔工、均是收取最低工資!細想一下,這實在合理:港鐵大喊「價低者得」,希望中標的公司如何不把工資壓到最低?清潔工的待遇好與否,其責任也自然不會落在港鐵和政府身上。
那麼,中了標的清潔公司,面對手中握有的一點點資源,該如何「管理」?「他們的價低者得不只限制在欺壓基層員工,管理層也是一樣,所以它可以有什麼管理呢?」明明清潔工是高風險的工作,公司卻缺乏資源作相關支援,程展緯無奈地描述:「我現在一個星期上一日班,他(管理層)就每次數四個口罩給我;那一個上 29 日班的,就給 29 個。如果是闊綽的——你拿了一盒先,你不夠再出聲——但不是這樣的。它吝嗇到一個地步、是很痴線的。」而疫情當前,外判公司為清潔工提供唯一一個支援,卻是這個「珍貴」的口罩:它的質料差、口罩繩易斷。
他們(清潔工) invisible 到一個地步是,他們連$1000(抗疫基金的支援)也沒有,用了最低工資去抗疫。
這些清潔工,雖則為政府大量持有股份的私營公司服務,但在兩年多的抗疫途中,伴隨他們的,只有劣質的口罩和最基本的清潔工具,連30元就可以買到的面罩,也須由清潔工自行準備。後來,程展緯要求下,公司終於派發面罩。
同時,清潔工也沒有經過任何安全訓練,「(工友是)知識水平比較低、對文字沒什麼感覺的人,你給一疊厚的文件、然後給他簽,說是安全守則這樣。你只是隨便解決了那個責任。」
現在是誰肯做這苦工?
當初,告訴程展緯港鐵清潔工拿最低工資的婆婆,和他交換了電話,她不願告訴程展緯自己的姓名,卻在數日後,打給他訴了三小時苦水,詳述她如何由外面的清潔工、轉而成為港鐵的清潔工。原來,因為港鐵的搬垃圾工作相對輕鬆:婆婆從前需要搬一大袋又一大袋的垃圾、搬得手指也彎曲了,如今身體過於勞損,唯有到港鐵工作,因為這裏的垃圾相對輕一點的。
加上,工時也短,一更八小時,程展緯指:「對於早更、其實是頗受歡迎的,他 3:00 就放工,他就可以做多一份工作。」雖然工資低微、待遇差劣,但也因此、這份工作留不住人,自然不會炒人。
長期從事港鐵清潔工的工友,大多是單親家庭、老人和新移民這些最弱勢的一群,他們單純只為這份低微卻穩定的工資、拼命工作。
更甚,由於缺更嚴重,為了不被港鐵罰錢,外判公司會找人冒簽:例如,本來該站每更須有四個人當值,結果只有兩名工友肩負起所有工作量。
面對極差的待遇,工友卻鮮有怨氣、遑論反抗。在港鐵的安排下,在大圍站,外判清潔工那小小的休息間座落在通往垃圾的通道旁,程展緯直反問:「你怎會設計一個這樣的地方給別人?」;
工作後、一身髒污,休息室前連一塊消毒地毯也欠奉:「但是工友不會覺得有問題的,他覺得就是這樣,內化(internalization)就是這樣。」
當清潔工遇上外來的「搞事份子」
程展緯現年 49 歲,是一眾平均年齡達 60 歲的清潔工中、少見的後生仔,但開初一個月,一周上三日班已十分疲倦。在入行一個月後,他和清潔工混熟了一點後,目睹種種不合理的待遇、感到不忿,忍不住開記者會,向港鐵和公司公開施壓。當日下午,公司通知本來夜更當值的他不用上班,程展緯隨即到勞工處投訴備案,最後在 12 月 22 日成功復工。
記者會後、眼見公司打壓,很多工友不敢和程展緯聊天,視他是「搞事分子」,但有件小事卻讓對工友對他改觀。一直以來,外判工友要無償為港鐵直聘的站內職員,例如站長出外買飯。
程展緯解釋:「我也理解站長也有他自己的苦況,他們有八個字(即 40 分鐘)食飯,但又是沒有錢的,所以港鐵也給了一個選擇他們,就是說你要一個鐘頭,還是八個字呢,如果沒有錢的話,那些人當然是選擇快一點,那自然有買飯的需求。」
然而,這絕對不是工友的工作範圍,程展緯忍不住直接找經理質問:「這個工作是否標書上面列明的,如果是列明了的話,我們的保險的範圍是包到哪裏的?如果不包的話、是不是公司會負責意外的賠償?」外判管理層無法回答問題,唯有下令不許讓工友為他們買飯。
清潔工往往不敢反抗公司的無理規矩:「他們與站長會面,都好像是看到高官那樣,明明站長只是很小的職員。因為有某些員工得罪站長,真的可以令到工作不保。」看到程展緯敢於發聲,公司亦肯回應,最起碼,「現在,有不少工友都會向我說出他們的苦惱。」
「科文」曾罷工失敗 勞工運動難以一蹴而就
每個港鐵站中,設一「科文」職位,該名清潔工負責湊新人。程展緯後來才了解到,原來科文曾經因為工作環境過於惡劣,組織過一次聯署罷工。然而,由於清潔工散落在不同站內工作,科文之間未建立互信的關係,不知道對方會否願意共同進退。最終,罷工未成氣候,行動在多人失信下失敗。
今次訪問前,記者問過可否請工友接受訪問,親述經歷,程展緯無奈婉拒,言「有難度」;在記者會被工友放飛機一事後,他曾沮喪:「曾經想過工人團結、工人連線等行動方式,但實際上的環境未必能這樣。」
不過,程展緯又笑笑口地說:「我現在會開玩笑地和他們說,我幫你們爭取到加薪的話,哈哈,你就把這份人工給我!所以為何我會先處理買飯的問題,這是建基於一個信心的考慮。」集體行動遙遙無期,但至少,程展緯希望用「清潔工」的身位,鼓勵工友說出自己的難處,並為他們爭取改善基本的待遇。
他認為,即便小小的成功,在這個艱苦的時期,也饒具意義——現在,程展緯一星期上一次班,經常約見上司反映意見,用不同行為藝術反抗、在社交媒體向大眾解說清潔工的苦況、接受傳媒採訪,冀增加輿論壓力。以往,不少介入基層勞工的藝術家,在揭露不公、或完成針砭時弊的藝術品後,便會離開,但程展緯對於何時離職,仍然無期——他打算繼續落力溝工友,繼續反抗港鐵外判剝削。
在下午的陽光中,程展緯笑得爽朗:「我仍有大把招數未出!」訪問後、他便要到大圍站準時上班。
後記
(一)訪問後不久,港鐵宣布將撥 2,000 萬推「車站清潔獎勵計劃」,為各站的清潔程度評分,再按分數、向清潔工發放每月 800 至 1,200 元獎金。程展緯於 1 月 29 日默站抗議:「這些獎金本來是他們兩年前就應該獲得的」、「投訴制度不會帶來公義,只會加強權力的剝削和欺壓」,後續反抗行動獲超過 50 名工友支持。
(二)2月17日,程展緯曝光外判清潔工有至少五人確診,源頭是一名有病徵、卻因為檢測結果未出而被逼繼續上班的清潔工。多人染疫,公司卻沒有應對措施,包括為員工提供快速檢測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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