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地火｜攝：刺蝟
三個月前，本地藝術家程展緯悄悄潛入了港鐵外判公司永順清潔服務有限公司，成為清潔工；不久，於 12 月 15 日，他公開身分，聯同兩個清潔工會（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和清潔工人職工會）開記者招待會，要求改善清潔工待遇和改革外判標書制度。
記招中，除了程展緯外，同場有兩名清潔工會的同事，卻不見其他港鐵清潔工的臉孔⋯⋯原來，程展緯曾約了一名清潔工友，希望可以和他／她一同出席記招，工友卻臨時稱不方便出席。不過，同日，程展緯在 Instagram 上載了一張相片，配以文字「在壓縮的時間下，收集了不同站的工友以拳頭集氣」：
相片同樣不見臉孔、卻有三十名清潔工友的拳頭——帶著黑色清潔手套的手；蒼老、青筋盡現的手；黝黑的手；乾燥泛紅的手；傷痕累累的手——儘管他們仍不敢公開為自己發聲，但肯以拳頭為程展緯集氣，踏出港鐵清潔工公開抗議外判剝削的第一步。
外判制度下，我們看不見的港鐵清潔工
港鐵提供了大多數港人日常必用的鐵路服務，每年牟取數百億暴利，而港府佔了當中 75% 股份——那港鐵的清潔工，算是半個政府員工嗎？
無論是法律、還是實際待遇上，港鐵清潔工均不是。配合政府的外判大方針，港鐵早早就把清潔服務外判了出去。程展緯直言，按照港鐵公司「價低者得」的邏輯，「如果一間公司有點良心的話，你給高點人工、就中不了標。」
程展緯雖然是藝術家，卻一直關注本地勞工權益，十多年來，不時主動介入基層勞工的工作，例如由 2007 年開展的《椅子運動》，為需要長期站立的服務業員工，爭取一張可供休息的椅子，以及在 Facebook 開設「放工後打工仔撐未放工打工仔」的群組。今次，他把目光放到如今仍收取最低工資的工種，打算研究一下；現在拿最低工資的工作是怎樣的？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
程展緯原先多次走訪勞工處查詢，仍遍尋不獲。一天，他回家途中，遇到一名港鐵清潔工婆婆，才發現竟然整個港鐵公司的清潔工、均是收取最低工資！細想一下，這實在合理：港鐵大喊「價低者得」，希望中標的公司如何不把工資壓到最低？清潔工的待遇好與否，其責任也自然不會落在港鐵和政府身上。
那麼，中了標的清潔公司，面對手中握有的一點點資源，該如何「管理」？「他們的價低者得不只限制在欺壓基層員工，管理層也是一樣，所以它可以有什麼管理呢？」明明清潔工是高風險的工作，公司卻缺乏資源作相關支援，程展緯無奈地描述：「我現在一個星期上一日班，他（管理層）就每次數四個口罩給我；那一個上 29 日班的，就給 29 個。如果是闊綽的——你拿了一盒先，你不夠再出聲——但不是這樣的。它吝嗇到一個地步、是很痴線的。」而疫情當前，外判公司為清潔工提供唯一一個支援，卻是這個「珍貴」的口罩：它的質料差、口罩繩易斷。
他們（清潔工） invisible 到一個地步是，他們連$1000（抗疫基金的支援）也沒有，用了最低工資去抗疫。
這些清潔工，雖則為政府大量持有股份的私營公司服務，但在兩年多的抗疫途中，伴隨他們的，只有劣質的口罩和最基本的清潔工具，連30元就可以買到的面罩，也須由清潔工自行準備。後來，程展緯要求下，公司終於派發面罩。
同時，清潔工也沒有經過任何安全訓練，「（工友是）知識水平比較低、對文字沒什麼感覺的人，你給一疊厚的文件、然後給他簽，說是安全守則這樣。你只是隨便解決了那個責任。」
現在是誰肯做這苦工？
當初，告訴程展緯港鐵清潔工拿最低工資的婆婆，和他交換了電話，她不願告訴程展緯自己的姓名，卻在數日後，打給他訴了三小時苦水，詳述她如何由外面的清潔工、轉而成為港鐵的清潔工。原來，因為港鐵的搬垃圾工作相對輕鬆：婆婆從前需要搬一大袋又一大袋的垃圾、搬得手指也彎曲了，如今身體過於勞損，唯有到港鐵工作，因為這裏的垃圾相對輕一點的。
加上，工時也短，一更八小時，程展緯指：「對於早更、其實是頗受歡迎的，他 3:00 就放工，他就可以做多一份工作。」雖然工資低微、待遇差劣，但也因此、這份工作留不住人，自然不會炒人。
長期從事港鐵清潔工的工友，大多是單親家庭、老人和新移民這些最弱勢的一群，他們單純只為這份低微卻穩定的工資、拼命工作。
更甚，由於缺更嚴重，為了不被港鐵罰錢，外判公司會找人冒簽：例如，本來該站每更須有四個人當值，結果只有兩名工友肩負起所有工作量。
面對極差的待遇，工友卻鮮有怨氣、遑論反抗。在港鐵的安排下，在大圍站，外判清潔工那小小的休息間座落在通往垃圾的通道旁，程展緯直反問：「你怎會設計一個這樣的地方給別人？」；
工作後、一身髒污，休息室前連一塊消毒地毯也欠奉：「但是工友不會覺得有問題的，他覺得就是這樣，內化（internalization）就是這樣。」
當清潔工遇上外來的「搞事份子」
程展緯現年 49 歲，是一眾平均年齡達 60 歲的清潔工中、少見的後生仔，但開初一個月，一周上三日班已十分疲倦。在入行一個月後，他和清潔工混熟了一點後，目睹種種不合理的待遇、感到不忿，忍不住開記者會，向港鐵和公司公開施壓。當日下午，公司通知本來夜更當值的他不用上班，程展緯隨即到勞工處投訴備案，最後在 12 月 22 日成功復工。
記者會後、眼見公司打壓，很多工友不敢和程展緯聊天，視他是「搞事分子」，但有件小事卻讓對工友對他改觀。一直以來，外判工友要無償為港鐵直聘的站內職員，例如站長出外買飯。
程展緯解釋：「我也理解站長也有他自己的苦況，他們有八個字（即 40 分鐘）食飯，但又是沒有錢的，所以港鐵也給了一個選擇他們，就是說你要一個鐘頭，還是八個字呢，如果沒有錢的話，那些人當然是選擇快一點，那自然有買飯的需求。」
然而，這絕對不是工友的工作範圍，程展緯忍不住直接找經理質問：「這個工作是否標書上面列明的，如果是列明了的話，我們的保險的範圍是包到哪裏的？如果不包的話、是不是公司會負責意外的賠償？」外判管理層無法回答問題，唯有下令不許讓工友為他們買飯。
清潔工往往不敢反抗公司的無理規矩：「他們與站長會面，都好像是看到高官那樣，明明站長只是很小的職員。因為有某些員工得罪站長，真的可以令到工作不保。」看到程展緯敢於發聲，公司亦肯回應，最起碼，「現在，有不少工友都會向我說出他們的苦惱。」
「科文」曾罷工失敗 勞工運動難以一蹴而就
每個港鐵站中，設一「科文」職位，該名清潔工負責湊新人。程展緯後來才了解到，原來科文曾經因為工作環境過於惡劣，組織過一次聯署罷工。然而，由於清潔工散落在不同站內工作，科文之間未建立互信的關係，不知道對方會否願意共同進退。最終，罷工未成氣候，行動在多人失信下失敗。
今次訪問前，記者問過可否請工友接受訪問，親述經歷，程展緯無奈婉拒，言「有難度」；在記者會被工友放飛機一事後，他曾沮喪：「曾經想過工人團結、工人連線等行動方式，但實際上的環境未必能這樣。」
不過，程展緯又笑笑口地說：「我現在會開玩笑地和他們說，我幫你們爭取到加薪的話，哈哈，你就把這份人工給我！所以為何我會先處理買飯的問題，這是建基於一個信心的考慮。」集體行動遙遙無期，但至少，程展緯希望用「清潔工」的身位，鼓勵工友說出自己的難處，並為他們爭取改善基本的待遇。
他認為，即便小小的成功，在這個艱苦的時期，也饒具意義——現在，程展緯一星期上一次班，經常約見上司反映意見，用不同行為藝術反抗、在社交媒體向大眾解說清潔工的苦況、接受傳媒採訪，冀增加輿論壓力。以往，不少介入基層勞工的藝術家，在揭露不公、或完成針砭時弊的藝術品後，便會離開，但程展緯對於何時離職，仍然無期——他打算繼續落力溝工友，繼續反抗港鐵外判剝削。
在下午的陽光中，程展緯笑得爽朗：「我仍有大把招數未出！」訪問後、他便要到大圍站準時上班。
後記
（一）訪問後不久，港鐵宣布將撥 2,000 萬推「車站清潔獎勵計劃」，為各站的清潔程度評分，再按分數、向清潔工發放每月 800 至 1,200 元獎金。程展緯於 1 月 29 日默站抗議：「這些獎金本來是他們兩年前就應該獲得的」、「投訴制度不會帶來公義，只會加強權力的剝削和欺壓」，後續反抗行動獲超過 50 名工友支持。
（二）2月17日，程展緯曝光外判清潔工有至少五人確診，源頭是一名有病徵、卻因為檢測結果未出而被逼繼續上班的清潔工。多人染疫，公司卻沒有應對措施，包括為員工提供快速檢測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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