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攝影：中襪
資深精神健康界別社工丁惟彬Alan在2010年社工碩士畢業後便開始做社區中的個案工作者。他曾經在善導會、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等機構工作。自2021年至今他便在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做全職講師。現時Alan除了在大學進行教育工作，多年來亦有透過Facebook專頁「壹元坊」分享經驗和思考，希望改變社會對精神病患者的污名化。
作為過來人的受助經驗
雖然現時Alan 已經累積大約十年精神健康社工的經驗，但他成為社工前的路也實屬迂迴。Alan 在青少年時期患上抑鬱症，在大學和工作期間他亦曾患上焦慮症、強迫症等情緒疾病。作為高功能病患者*，雖然能夠兼顧工作，但直至2003年修讀法律期間遇上情緒低谷，他才開始尋求輔導協助。
「開始了輔導人生之後發現終於有一個安全的環境讓自己去講自己的心聲和感受，即使身邊最親密的人亦有時難以啟齒的說話。」在接受輔導的過程中，Alan 才處理和連結自己成長和患病經歷。雖然有很多問題在現實中難以被解決，但有一個舒服的環境和關心自己的人願意去聆聽自己，已經能夠緩解很多負面感受。這種被協助的感受讓Alan決意入行成為社工。
社工空間有限，但總有原因支撐自己
社工反對服務在管理主義之下重量不重質 // 圖片來源：HK01
「很多前線社工其實都有意識希望與案主(受訪者希望以案主稱呼開社工求助的精神障礙者)建立關係和為案主充權，但很多時候敵不過醫療模式的主導和管理主義的壓力。」社工很多時候除了堅守自己的信念，也要兼顧大量的文書工作以及機構和社會的期望。
Alan 指出現時很多精神健康界別機構的管理主義*風氣盛行，着重文書工作，面對案主的態度也採取解決問題和風險管控為先。這種機構文化下，前線社工缺乏時間與案主相處， 亦難以陪伴案主建立自我認同感。Alan曾經工作的機構在面對自殺問題上，會聘請心理學家去講解如何管理風險因素，採取防止自殺而非陪伴案主康復的態度。他亦曾經遇過有機構聘請「專家」 為同工提供洗腦式訓練，要求前線社工「寧枉勿縱」，即使不太確定案主的嚴重程度，也要先將其「捉入院」。Alan 亦言：「到今時今日我也覺得很心痛。『寧枉勿縱』 這四隻字為何會在社工的口中道出，這樣是罔顧案主的權利與尊嚴……我都捉過不少人入院，但我覺得要先嘗試其他方法。」
另外，要面對社會着重醫學模式*，否定精神病患案主能夠自救和自決的可能性，甚至對他們持有偏見，也是前線社工難而逃避的現實。Alan指出：「社會或許覺得精神病患都是危險不能自控的，但事實上精神病患傷害自己比傷害他人的機率要大很多。」面對精神病患傷害他人的情況，社會也往往會先將焦點放在病歷，而非社會因素對個人的影響。面對文化和社會的大敘事，很多社工或覺得自己的影響力看似很微小。去年荷里活廣場兇案之後，無論過往有幾多為精神病患去除污名化的努力，一切也又回到了起點。Alan認為可以把焦點放在別處，了解自己為何希望與案主同行，能夠有個說服得到自己的原因就繼續做下去。對於他而言，甚至一些細微的改變已經很有意義，例如成功鼓勵案主主動向醫生爭取減藥。
在醫學權威下，社工的自處
面對案主入院和藥物劑量等問題，決定權往往在醫生手中。有些醫生可能覺得社工的工作就是「搞下活動」，並不了解病況等專業知識，因此未必會採納社工意見。
Alan會認為醫生是否重視社工意見也取決於社工的態度。他接觸過一個患有精神分裂的案主，病情嚴重時曾破壞門鎖甚至拋物品落樓。在與案主建立關係並深入了解後，發現案主不滿所有人都否定自己，經常會有人監視自己，覺得自己與坐監無異。透過認識案主的過去，Alan 也發現原來案主從內地到港多年亦無法融入香港社會，所以他便為案主爭取減藥，並鼓勵案主回故鄉探訪思念已久的中學同學。後來正正是這些醫療介入以外的人際因素，才令案主的病況轉好。「因為醫生看見你對案主很有心，看見原來有除了食藥以外成功的介入手法， 所以因此會尊重社工的意見。」
強制送院非唯一出路
很多時候入院的過程也會為個案留下創傷，近年「創傷知情照料」*(Trauma-Informed Care)在強制送院後開始應用，「創傷知情照料」著重相信案主可能曾經經歷創傷，並要避免二次創傷。這承認了其實強制送院很可能會二次傷害案主。
過往有多年前線經驗的Alan，亦曾經「捉」過、目睹不少案主入院。他曾經遇過一個案主因酗酒影響工作和思想，亦行為錯亂，因此家人報警捉了他入院。入院對於案主而言非常痛苦，過程中沒有任何一個人陪伴自己，入院後又被獨立隔離。這樣的經歷讓案主留下創傷，憎恨作出這個決定的父母。後來時常對父母進行報復，以及再次入院後因不想返回精神病房逃離醫院。「其實遇上案主傷害他人或自己生命、或遇上虐待家人等過分行為，逼不得已才應該捉案主入院。其他情況應該用Safety plans，例如與有自殺傾向的案主探討生存的動力，或與家屬討論評估情況的方法。」 Alan 認為面對所謂「有風險」的案主，強制入院並非最優先、唯一的處理方法。
在強制入院的過程中加上綑綁會令案主完全失去活動能力 // 圖片來源：MindPro
事實上，即使要強制送院，社工的支援態度也對案主的體驗造成很大影響。「 如果要捉個案入院，不要看見他上白車就收工。」 Alan 認為放下身段去陪伴案主的力量可以很大。他會在送院過程中陪伴案主，亦遇上過因被綑綁無法動彈但有排尿需要的案主，「咁望住佢有需要但不能自助，唯有用手幫佢。」加上現時入院過程多數採用打針和捆綁的方式，亦沒有可以安排人陪伴。Alan指出現時入院過程對一個人而言沒有尊嚴，可以更為人道化。
另外，社工常常強調案主自決*，尊重案主作為一個人的尊嚴和獨立性，但面對患有精神疾病的案主，社會或常有聲音認為這種案主沒有能力為自己決定重要的事情，更不論他們是否有決定權選擇自己入院與否。面對這種想法，Alan 卻說：「精神錯亂時的確無法自決，但現實中病患不是時時刻刻都是精神錯亂。」 他覺得香港可參考國外的支持性決策 (Supported decision making)，在案主清醒時先了解其意願，由他們委托一個信任的人幫自己做決定。現時香港的政策是由直系家屬、法官或醫生去做決定，但事實上案主未必信任他們。Alan 苦笑道：「現行政策比起去尊重案主意願，更像只是想控制案主為主。」
社會可否不再只叫人「正面啲」？
社工反對一筆過撥款 // 圖片來源：HK01
問起宏觀上可以如何改善精神健康社福界別的問題， Alan 慨嘆道：「首先一定是大家都知道的一筆過撥款問題*。這個問題長期壓迫着同事無法專注做個案工作，只顧着做文書工作，又或者寫建議書去爭取外界資金，也令服務只顧效率和數字……另外也希望社署和醫管局深化復元概念， 不要只顧風險管理。」Alan 也認為香港可以引入上述提到的支持性參考決策，也可以將社工參與更多案主出院後的安排討論。
在著重獅子山精神的香港，影響精神健康的很多也是社會因素，社會氣氛壓力大、對個人角色的期望、認為做人要有生產力等等資本主義文化在香港根深蒂固。近月香港亦面對學童自殺個案飆升的問題，社會各界都把焦點放在社福界可以如何急救。「社福界其實無法完全改變社會氣氛， 反而應該思考我們社會中的精神健康教育是否不應只是叫人『 正面啲』， 如此大競爭的氣氛下，人可以如何正面？」
註解
高功能患者：大部分的精神疾病，都是因為對患者造成不便、某種程度的損害而被發現的，然而高功能患者比較不同，他們的症狀表現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完全看不出異狀，並能維持日常生活和完成生活中的任務。
管理主義：新公共管理運作模式的特性引進了企業管理的模式，機構會明確指出績效的標準和測量，並提供誘因與績效連結的契約網絡。機構要向政府或私營企業爭取資金，並在強調資方與機構定立的契約和效績，因此社工的工作會變為重視達到機構標準而非與案主建立更平等的權力關係。
醫學模式：「生物醫學模式」（Biomedical model）是今日醫學的重要模式，主要是運用西方科中的歸納分析方法來進行。然而很多疾病，單從生物醫學層面來探討，是無法完全解釋病人的病痛。詳見另稿〈將人類的複雜界定為「有病」真的好嗎？〉
創傷知情照料：創傷知情是透過了解來談者過去曾經歷的創傷，以及這些創傷經驗後續所造成的影響，及相關支持創傷療癒的因素。
案主自決：案主自決是指社會工作者應透過提供資訊、教育、建議或提醒的方式，協助案主瞭解自己的想法、設定自己的目標，賦權（Empowerment）案主做出最有利於自己決定的能力。
一筆過撥款：「一筆過」撥款顧名思義，就是政府會一次過撥發機構一年內所需的費用，其中包括員工的薪酬和機構原有服務的營運成本。令社福機構容易過分注重管理資金，並為減低成本令社工薪金下降，遠不達社署標準。另外，社工的工作重心轉移成為書寫文書工作去爭取更多官方和非官方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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