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中襪
當我們身體感到不適時，我們會不假思索去求醫；即使不選擇西醫，我們亦可去看中醫、跌打甚至營養師；在平日，我們亦會有「多做運動，多吃蔬果」等預防疾病的意識。但當我們精神感到不濟時，求醫可能已經是大忌；但同時，除了求醫又看似別無他法。
求醫不是唯一出路
精神治療方法比我們想像的多，根據英國心理治療學會統計，單是心理治療方法就有超過20種。傳統醫學診斷集中在生物醫學角度，着重於以病理去概括個人的主觀經歷、以藥物改變腦分泌去控制病感為主。但基因遺傳或生物成因往往非引致精神疾病的唯一因素，個人的成長和社會經歷及其主觀感受，又能否全然被一個病症名稱概括？相反，各種心理治療方法，包括在歐洲普及的人本角度學派，或逐漸興起弗洛伊德和榮格的精神分析學派等，都較着重分析當事人的童年經歷、原生家庭甚至優勢，透過會談或開小組形式，更全面地梳理一個人的情緒主觀經歷。雖然精神分析比傳統醫學較少生物科學上的根據，因此在醫學上受爭議，但Leichsenring和Klein等人在2020年進行的研究顯示，精神分析療法針對特定精神障礙，包括抑鬱症和焦慮症，甚至比傳統醫療方法更為有效 [1]。
但為何面對心理治療的療法之多元及效用，香港主流卻只有看精神科醫生這個選擇？對比香港，瑞士是另一個極端。這個精神分析師對人口比例冠絕全球，且精神健康研究歷史源遠流長的國家，是如何融入精神分析等多元的治療方法，讓它成為當地人處理精神健康困難時的選項之一？為此，我們訪問了港籍精神分析師Susan，了解瑞士的制度和歷史如何令當地的心理健康服務變得普及。
瑞士風景 // 受訪者攝
訪瑞士榮格派精神分析師：當地精神分析普遍如跌打
Susan早前獲得工商管理碩士，目前則在蘇黎世榮格學院修讀精神分析。她同時是瑞士IMD商學院的個人發展精神分析師，亦有在瑞士私人執業，服務面對個人發展和心理健康挑戰的年輕人。Susan指出，弗洛伊德及榮格等精神分析派系在瑞士已有多年歷史，而當地人均普遍認識精神分析。因此精神健康服務不太被污名化，甚至好比在香港看家庭醫生及跌打般平常。
Susan也強調，當地普通人亦能輕易接觸精神健康服務。瑞士專科心理治療臨床心理學家的收費和輔導員的收費差異不大，並非有錢人或嚴重病患者才能夠負擔或使用。另外，所有瑞士公民均要購買醫療保險，精神健康服務亦包括在內。大眾對精神健康的認知普及程度和接觸精神健康服務的可達度，會影響自己判斷精神健康的能力及其回應方式。在瑞士，普通人有病徵就會去看臨床心理學家或心理治療師，不會諱疾忌醫。
Susan也曾嘗試向本港某大學的學院提倡推廣精神分析，卻被院方質疑精神分析服務會否提升學生的未來薪酬。Susan認為香港精神病學歷史較短，華人文化亦對精神病有刻板印象，加上香港強調效率和功利的文化，亦令不依賴用藥、治療需時的心理治療服務難以紮根。
受訪者Susan
瑞士的精神健康歷史
回顧歷史，瑞士早在十八、九世紀便開始建造精神病院舍。但在這些院舍內，病人並沒有好轉，而是被「放逐」在不人道的環境下數年。因此在1960年代，便開始有社會運動推動精神醫療制度的改革。當時運動的激進派別傾向反病理化和反科學的概念，推舉「關閉精神病診所」、「要求『自由療法』」。而較溫和的派別則希望通過改變社會環境，以及理解社會環境對精神狀態的影響來進行治療 [2]。
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現時瑞士的精神健康制度重視社會精神病治療法 (socio-psychiatric approach)。而且瑞士大多數州亦發展了一系列創新的精神保健設施， 並建立了多元的心理治療協會。另外，心理治療亦成為醫療課程中的必修部份，醫學院、心理學系以及心理治療協會三方形成持續以及平等的溝通網絡，讓瑞士的醫療制度能夠用綜合的視角去檢視和制定精神健康制度 [3]。
面對精神健康困擾，在香港和瑞士的求助流程
覺察及理解階段
在香港，大眾對精神健康的認知依然不普及，在文化上依然由傳統中華文化主導。當中集體主義主張家庭有責任為個體提供主要或所有支援，家庭成員因此在亞洲社會經常是精神受障者的第一或主要照顧者。但為家庭成員帶來負擔，亦會違背「孝順」、「光宗耀祖」等傳統信念。另外，傳統宗教文化容易將精神疾病歸因於道德受損和因果報應，例如佛教常說因緣輪迴，前世作孽，後世報應，精神病便是業報之一 [5]。在香港社會種種對精神健康的污名化相互影響，形成文化障礙，不但阻礙人在精神或情緒不穩時，向家人和專業人員尋求協助，甚至令大眾容易抗拒談及和了解精神健康問題，即使精神狀態不濟亦缺乏知識去覺察自己的病徵和需要。
在瑞士出生的分析心理學創辦人榮格在1907年起，便與弗洛伊德一同在歐美各地包括瑞士本地推廣精神分析，榮格亦成為了第一位國際精神分析協會的主席。這令瑞士成為了分析心理學的起源地，滋養世界各地的精神分析發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榮格發表了「潛意識衝擊理論」並令其揚名世界，後來榮格在1948年在蘇黎世設立Susan所就讀的榮格學院 [6]。由於各種較前衛的精神健康理論起源於蘇黎世以，瑞士人對精神健康會有所認識 。在2021年蘇黎世對心理健康素養(Mental Health Literacy)作出的研究中，研究顯示瑞士人的心理健康素養依然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但有46% 的受訪者表示知道如何加強心理健康，當中「生病時到哪裡尋求專業幫助(如：醫生、藥劑師和心理學家)」方面受訪者遇到的困難也最少(15%) [7]。
瑞士心理學家、精神科醫師，分析心理學的創始人榮格 // 圖片來源：CHMC
求助階段
香港在經歷1970年代福利政策出現和1982年安安幼稚園斬人案後，香港政府便開始擴建醫院和精神科門診，在社區支援方面則主要擴展以機構為中心的中途之家、庇護工場和社區服務中心，令香港在心理和精神輔導方面倚靠社工，其次是心理學家和輔導員，甚至連學校老師亦需要介入。但機構大多數採取醫療模式和管理主義，較相信案主無能力為自己的行為作決定和負責任，需靠藥物令情況好轉，並主要實行認知行為治療等有效率但只專注於現時和個人問題的治療取態，較少願意採納較費時但會處理過往經歷、社會環境和個人優勢的其他治療方法。引致在香港這個倚靠社工的制度下，較少其他心理治療方法會被機構採納，亦較少機構願意聘請精神分析和人本角度等的駐機構治療師。因此當香港人希望向外界求助，多數往往只能直接看精神科，即使社工有資源和人脈希望轉介個案給其他治療師，亦要面對機構大機會反對和案主無法承擔治療費用問題 [8]。
當一個瑞士人決定正視到自己的精神健康困擾，他可以向保險服務尋找各種精神健康服務，瑞士的精神健康服務由保險提供，是一種公私合營的社會保障系統，每一位瑞士公民都必須從保險公司購買法定的醫療保險(USD$300-1200)。而瑞士的醫療保險公司必須在保險中提供包括精神健康服務的綜合保險服務。另外，瑞士公民面對經濟困難時，地方政府亦會根據其收入狀況提供補貼。瑞士公民可以透過這份醫療保險和共付系統(Co-payment system)，報銷在門診中接受心理治療的費用。在共付系統下，患者需為門診服務支付約10%的共款額，最高供款額亦不能超過700美元；而例如若患者需購買10毫克的艾司西酞普蘭(escitalopram)，一個月的藥物費用約為50美元，共付額則為5美元 [6]。而瑞士作為世界上其中一個心理治療師密度最高的國家，例如人口大約100萬人的蘇黎世就有約500名精神科醫生，以及更多的非醫學心理治療師。因此配合上述的保險和共付制度，瑞士人較容易直接選擇心理治療；即使選擇以醫療的方法處理精神健康困難，亦較多其他非醫學的心理治療方法作支援和配合 [9]。
香港倚靠機構作精神健康社區支援，但公眾依然抗拒精神健康：「我好驚精神中心在樓下」 // 圖片來源：HK01
參考文獻
[1] Leichsenring, F., & Klein, S. (2020). Evidence for psychodynamic psychotherapy in specific mental disorders.Outcome research and the future of psychoanalysis: Clinicians and researchers in dialogue, 99-127.
[2] Kunz, S. J. (2000). Mental health care policies and services in Switzerland. Irish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Studies, 2(2), 174-185.
[3] Schneeberger, A. R., & Schwartz, B. J. (2018). The Swiss mental health care system. Psychiatric Services, 69(2), 126-128.
[4] 楊宇勛（2003）。〈降妖與幽禁—宋人對精神病患的處置〉。《台灣師大歷史學報》，31， 37–90。 https://doi.org/10.6243/BHR.2003.031.037
[5] Lam, G., & Chung, E. Y. H. (2022).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Hong Kong: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based inclusive development practice faced with the cultural barriers. Mental Health Review Journal, 27(4), 426-436.
[6] Cambray, J., & Carter, L. (Eds.). (2004). Analytical psychology: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Jungian analysis. Routledge.
[7] Schneider, M., Jaks, R., Nowak-Flück, D., Nicca, D., & De Gani, S. M. (2021). Mental health literacy in zurich: a first measurement attempt using the general HLS-EU-Q47.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9, 723900.
[8] Busiol, D. (2015). Factors affect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use of psychoanalysis in Hong Kong,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63(3), 411-435
[9] Herrera, F., Reith, B., Despland, J. N., & Ambresin, G. (2021). State of the psychoanalytic nation: Switzerland.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35(2), 8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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